中国向来缺少为儿童的文学，就是有了一点编纂的著述，也以教训为主，很少艺术的价值。吕新吾的这一卷《演小儿语》，虽然标语也在“蒙以养正”，但是知道利用儿童的歌词，能够趣味与教训并重，确是不可多得的。
这里的“趣味与教训并重”，用今天的话说即是“寓教于乐”，可谓抓准了《演小儿语》的最重要特色。童谣、儿歌在吕氏父子那里就是被当作供儿童娱乐游戏的文学形式和教育儿童的手段之一来重视的。《演小儿语》的问世，说明儿童歌谣已明确地从民歌民谣中分离出来，开始以儿童作为它特定的读者群体了，这标志着传统童谣已向“以儿童为读者的儿童文学”迈进了一大步。此后，随着近代儿童教育的提倡，为儿童采集民间童谣之风日长，有清人郑旭旦于康熙初年编成的《天籁集》，收浙江儿歌46首；又有同治十一年（1872）署名悟痴生编的《广天籁集》，以“广前集所未备”，收浙江儿歌24首；还有光绪八年（1882）范寅编的《越谚》，其上卷有《孩语孺歌之谚》，也记录了不少民间儿歌。到清末，意大利人韦大利（Vitale）还编有《北京儿歌》（1896），收北京地区流传的儿歌170首，并附有英文译文。韦大利在序文中不无推崇地写道：“在中国民歌里，可以寻到一点真的诗。”“这些东西，虽然都是不懂文言的未上学的人所作，却有一种诗的规律，和欧洲各国相类似，和意大利诗法几乎完全相符合。根于这些歌谣和人民的真的感情，新的一种国民的诗，或可以产生出来。”自此，中国的儿歌童谣开始为欧美所注目。1900年美国人何德兰（Lsaac　Taylor　Headland）编译的中国儿歌集《孺子歌图》（Chinese　Mother　Coose　Rhymes）在纽约出版，收儿歌140首。英文排印，附中文原文，还配有根据儿歌内容拍制的照片插图，可说是一本图文并茂的儿童读物。1906年又有伍北鳌用歌谣体创作的（也有几首是改编的）儿歌集《下里歌谣》，共81首刊行于世。从《下里歌谣》的序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儿歌的特殊作用已有更清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