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五时代的巴黎有数量空前的间谍，两人低声说话时，会有佯装闲逛的人窃听。[352]旧制度为公共聚会提供合法话题，因不时有乔装打扮的密探，民众难以把握合法界限，只能谈论无关痛痒的琐碎事。“若想隐瞒一个人的去世，要在耳边低语，他死了；然后补充道，在新制度下才能谈论这件事。”[353]18世纪后期，巴黎普洛科普（Procope）咖啡馆里的人性情各异，戏剧家布瓦丹（Nicolas Boindin）独自高谈阔论，不与人打交道；语言学家弗莱勒（Nicolas Fréret）惯于推理，时常诉诸引文与权威，不是使自己显得博学，而是完善他的哲学原理；特拉松神父在希腊语、拉丁语和几门现代语言上学问广博，还是几何学家、物理学家，天生有哲学精神。[354]梅西耶记录了一个场景：“闲言碎语最惹人烦，一刻不停地聚集在报刊杂志上，巴黎式的轻信没有限度……有一个人上午十点到咖啡馆，晚上十一点离去，只在那里喝加了牛奶的咖啡，吃蛋黄牛奶汤。”[355]关于咖啡馆的现代想象遮盖了18世纪的沉闷，以理性、公益为主题的辩论确实会发生于咖啡馆，那里也是流言的发酵地，充斥着高傲、无聊与冷漠。
旧制度鼓励那些冲击哲学团体的报纸，坚持现代观念的人时刻有危险。大小文人一不小心就进入警察局档案，成为密探监视的对象，包括格萨斯（Gorsas）、奥多恩（Audouin）、杜波尔（Duport du Tertre）、德拉克洛（Delacroix）、梅西耶、马拉、谢尼埃（Chenier）、弗雷隆（根据布洛诺的研究，弗雷隆是间谍[356]）、巴尼斯（Panis）等。马拉在档案里被描述为江湖骗子，“很多病人死在他手里，他却有医学博士学位，只是买来的，于是被逐出巴黎”[357]。卢梭因第戎科学院征文比赛出名，1753年，巴黎警察局有了他的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