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伊格尔顿发现后现代主义在消解自我和基础的同时，引入了一个叫作“根基”的概念，“到底这一工程解放了谁，这还是一个谜。虽然后现代主义厌恶一切绝对根基，它还是偷偷地加入了一个他们自认为很牢固的绝对信条。当然这个绝对信条不会是大写的上帝、理性或历史，但它的作用同样是根本性的，像其他绝对信条一样，再往下面深挖是不可能的。对后现代主义者来说，这个绝对信条叫作‘文化’”②。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在否定基础和本质的同时，提出人生的意义在于自由，但是为了弥补这一自由背后合理的理论支撑，不得不将文化作为人生意义的基础，这一点充分说明，人生的意义需要有载体的支撑，否则就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沼。
伊格尔顿指出，人生的意义不是先天规定或上帝赋予的，它是我们在相互关系中创造出来的，因为“人生没有既定的意义，这就为每个个体提供了自主创造意义的可能。如果我们的人生有意义，这个意义也是我们努力倾注进去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①。这就说明，人生的意义其实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与人的创造性活动密切相关，而这种创造活动，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马克思主义者通常也是无神论者但他们相信人类生活——或者用他们更喜欢的词，‘历史’——有其意义，能够展现出某种意味深长的模式……相信人生有意义并且不需要声称这个意义是由某个主体所赋予的，这是可能的……倘若人类生活中没有意味深长的模式，即使没有单独的个人想这样，结果也会造成社会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全盘停摆”②。这种意味深长的模式就是在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类生活的基础上，去探索人生的价值和幸福，而不是在虚无的环境中追寻人生的幸福和意义，伊格尔顿认为“马克思对那个没有痛苦、死亡、损坏、失败、崩溃、冲突、悲剧甚至劳动的未来根本不感兴趣”③。而马克思的兴趣就是要在人类的劳动实践中创造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因为我们是会劳动、有欲望、会说话的生物，我们就有能力在那个我们称作‘历史’的过程中改变我们的状况。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同时改变着我们自己”①。